对话哈佛教授：我们正走向一个“假装能独立运作的社会”
在当今21世纪，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问世之后，我们所需的认知技能组合很可能再次发生转变。因此，将智商视为永恒且普遍的“智力”标准，或许是一种误解。
在许多国家，一系列看似独立却同步出现的社会趋势正日益显著：竞争压力不断加剧，年轻人普遍感到焦虑和不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发疏远，孤独感上升；与此同时，结婚率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社会整体信任度也在下滑。针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并不缺乏——从经济负担、教育内卷，到社交媒体与数字技术的影响。但这些更像是表面现象，而非根本答案。
《人类成功的秘密》作者、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系教授约瑟夫·亨里奇提供了一个更底层且更具解释力的视角：人类并非为“单打独斗”而设计，而是为“集体学习”而演化。我们的真正优势，从来不是个体理性或智商，而是通过模仿、协作与代际传承，将经验不断累积成一个庞大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才是支撑人类扩张至全球、适应各种环境的核心能力。
问题在于，现代社会正悄然改变这套系统的运作方式。教育将人按年龄分组，强化横向竞争，却削弱了纵向传承；个人主义鼓励自我实现，但也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数字世界让信息触手可及，却无法复制现实中的信任与情感连接；而新的“成功叙事”——学历、职业、收入——正与家庭、繁衍等长期目标发生脱钩。
结果是，一个关键结构被拆解：人不再嵌入稳定的关系网络中，而是被“单独拎出来”，直接面对竞争与选择。当“集体托底”消失后，压力只能由个体独自承担——焦虑因此放大，孤独随之上升，而婚姻与生育这种需要长期投入与稳定预期的决策，自然变得不再划算。
从这个角度看，当今的这些社会问题，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我们正从一个“依赖彼此的物种”，过渡到一个“假装可以独立运转的社会”。而代价，才刚刚开始显现。
最近，Edu指南创始人、主编何沛宽与哈佛教授约瑟夫·亨里奇就上述议题进行了一次对话，以下是全文（含删减）：
文化进化：一个“比人更聪明”的系统如何运作
何沛宽： 在《人类成功的秘密》中，您提出人类真正的优势并非个体智力，而是集体智慧。根据您的研究，这意味着什么？
亨里奇教授： 我在书中经常使用一个案例来阐释这一点：当欧洲探险家们抵达一个全新的环境，比如那些狩猎采集者已经生活了数千年的地方，他们发现自己完全无法生存。尽管他们拥有发达的大脑和强大的认知能力，却无法凭空弄清楚如何制造工具、建造住所、制作药物，或者在这片土地上导航。
这个事实深刻地揭示了我们物种的独特性：我们极度依赖学习，尤其是从前辈那里学习他们经过世世代代摸索出的、适应当地环境的解决方案。
因此，我们的“集体智慧”是一种累积性的文化进化过程。它指的是思想、技巧、技术和经验法则，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改进和适应，逐渐积累起来。这个积累而成的文化“工具箱”，而非我们个体的聪明才智，才是让我们作为一个物种能够成功遍布全球的真正原因。与其他物种不同，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基因相对相似，但在不同地方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因为我们已经使当地的习俗适应了特定的环境。
何沛宽：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你会如何解释什么是累积性文化进化？
亨里奇： 简单来说，累积性文化进化就是一个代际传递和优化的过程。上一代人将他们的观念、实践和做事方式传递给下一代。下一代接收后，在自己的生活中使用，可能会做一些微小的改进、舍弃一些过时的部分，然后再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这个过程的精妙之处在于，经过许多代之后，形成的文化产物——无论是复杂的工具、社会制度还是知识体系——其复杂程度，将远远超过任何个体在有生之年所能理解的极限。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本身变得比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都要聪明。
何沛宽： 如果与集体智慧相比，为什么集体智慧比个人智慧更可靠？即使是那些最聪明的人？
亨里奇： 这涉及几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就像我刚才说的累积性文化进化，没有一个个体能凭一己之力弄懂哪怕是最简单的人类社会所积累的全部知识——从如何使用基本工具，到如何在复杂的社会机构中行事，再到遵循各种社会规范。我们大多数时候只是在继承，然后在边缘处进行一些微小的改进。
其次，在更微观的层面，当一个团队运作良好时，其本身就展现出一种集体智慧。研究表明，只要团队成员沟通顺畅且具备一定的认知多样性（即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个团队的整体表现往往能超过团队里最聪明的那个个体。因为团队就像一个更大的大脑，成员们可以分享、评估、相互质疑和推动彼此的想法，从而共同完善论点。所以，一个高效的团队能比它的任何单个成员都更聪明。
被高估的智力与工业化社会教育
何沛宽： 现代社会非常强调“天才”和“智商”的观念。我们是不是高估了个体智力的作用？
亨里奇： 这是个多层次的问题。我在《人类成功的秘密》中提出，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为了适应我们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世界而塑造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将获得专门的神经回路，以应对我们在那种环境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例如，神经科学家发现，当儿童学习阅读时，他们的大脑中会形成专门的神经回路，甚至影响到负责面部识别的区域。这说明我们的大脑会根据文化实践进行“专业化”调整。
那么，智商是什么呢？我和我的同事认为，智商更应该被看作是一套由特定文化环境塑造的认知能力。在20世纪，它帮助我们有效地应对了现代社会的制度和激励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所有时代、所有地方都是“好”的。一个在非洲平原上狩猎采集的高手，如果参加现代的智商测试，分数可能并不高，但这丝毫不能否定他卓越的生存智慧。
例如，有一种被称为"弗林效应"的现象，即智商在20世纪显著提高，这一现象最初始于最发达的国家，最终蔓延到全球。智商一直在不断上升，而这似乎仅仅是我们的认知能力逐步专业化，以及这种专业化在文化层面的某种传承。
这看起来像是人类变聪明了，但我们发现，这种提升与学校教育密切相关。当我们送孩子去上学，他们学习识字、算术，玩特定的游戏，这些活动锻炼了智商测试所考察的能力。但同时，他们也可能会失去另一些能力。比如，我的同事海伦·戴维斯发现，那些没有上过学的牧民在空间导航（比如指出某个城市的方向）方面极其擅长，但一旦开始上学，这种能力就变差了。
智商所衡量的，更像是你在20世纪工业化社会中作为一个优秀文化学习者的能力，比如你吸收了多大的词汇量。但在21世纪的今天，尤其是在生成式AI出现后，我们需要的认知能力组合很可能又会不同。所以，将智商奉为永恒的、通用的“智力”标准，可能是个误解。
向谁学习：声望、年龄与AI时代转变
何沛宽： 说到生成式AI，它就像一个有问必答、极具权威性的知识库。这会不会根本性地改变我们的社会学习模式，比如我们从谁那里学习、学什么？
亨里奇： 这确实是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课题。积极使用生成式AI的人显然在用各种方式学习。但关键在于，它在人们的社会学习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人们是会全盘接受它的信息，还是仅仅把它当作一个起点？当AI的建议与医生或某个传统专家的意见相左时，你会相信谁？我还没看到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但答案很可能因人而异，也因具体情境而异。
何沛宽： 在如此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年轻一代似乎成了很多领域的最佳榜样，比如科技、AI的使用。这是否意味着像传统社会中“长辈权威”那样的体系正在被系统性侵蚀？
亨里奇： 这是个很好的观察。在我的研究里，我们天生就会关注并向那些更成功、更有技能的人学习，也就是那些有“声望”的人。而声望往往来自他人对其的追随和尊敬。在传统社会，年龄通常与智慧挂钩，因为能活到老本身就证明了你的生存能力，也意味着你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
但在快速变化的现代世界，你的祖父母成长的环境和今天青少年面对的完全不同。这自然会造成代际隔阂，让年轻人觉得长辈的经验过时了，从而将学习的目光转向同辈或更年轻的人。至于这是好是坏，还很难说。因为可能存在一些应对世界的“元策略”，比如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面对逆境等，这些智慧可能是更恒久的。所以，在处理像Instagram账号这样的问题时，年轻人可能是最好的榜样；但在处理人生难题时，老一辈的智慧可能依然重要。
何沛宽： 如果不考虑技术，回到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社会学习通常有哪些关键特征？我们是如何决定向谁学习的？
亨里奇： 我们从对包括婴儿在内的所有年龄段人群的研究中了解到，我们会利用很多线索来判断该向谁学习。我提到的成功、技能、声望这些线索，就是用来判断该向谁学习的一组线索。我们还会利用关于自我相似性的线索——似乎确实存在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在年幼的孩子中就已根深蒂固：女孩会模仿女孩，男性模仿男性。这可能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因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而产生的。
人们也会使用语言线索。那些能听懂的人，会选择和你相同的方言。存在一种趋势——虽然不是非常强烈的趋势——但它们绝对是在人群层面显现出来的趋势。
还有内容线索，其中我们对某些领域特别感兴趣。世界各地的人们似乎都对食物相关的内容感兴趣，这是有道理的。人们会关注某些类型的日常声誉信息，当有流言蜚语或负面信息四处传播时，这些信息往往会迅速扩散，人们会记住并不断重复。所以这些东西变得特别容易传播。
另一个是情境因素。在诸如没有太大差异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随大流。如果大多数人都在做某件事，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是个好主意。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随大流，但在各种领域中都能看到这种随大流的倾向。
被削弱的集体学习
何沛宽： 如今的教育体系是否有效地帮助年轻人提升了这些社会学习能力？
亨里奇： 现代学校制度的一个挑战是，它把同龄的孩子聚集在一起，而将他们与更年长或更年幼的孩子分隔开来。这可能是个错误。人类学家在传统社会中发现，混合年龄的游戏群体对孩子的发展至关重要。在那里，大孩子会模仿成人的活动，小孩子则模仿大孩子，大孩子也会自然地照顾小孩子。这种互动为学习社交技能、培养责任感和同理心提供了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而现代的同龄人教育模式，可能让我们失去了这些宝贵的体验。
何沛宽： 当今社会非常强调创新，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向他人学习意味着模仿。您认为在今天，模仿和遵循传统是否比我们想象中更重要？
亨里奇： 很多文化进化相关内容的核心在于研究在何种条件下，你会形成向他人学习的倾向，而非自己摸索。我们人类是如此依赖文化进化的物种，以至于我们几乎从来不是从零开始创新的。无论你想发明什么，你都是从已有的、本身就是文化产物的东西出发。你想发明一种新的通信设备，你不会去找树枝和藤蔓，而是会从现有的手机或电脑入手，然后尝试改进。
更重要的是，当你深入分析任何一项重大创新或科学发现时，你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现有思想的重新组合。你可以完全通过模仿来创新：从这个人身上学到一个想法，从那个人身上学到另一个想法，然后把它们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就可能产生前所未有的新事物。
何沛宽： 从个人角度来看，我们该如何为自己找到一个好的榜样来学习呢？
亨里奇：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相信你的直觉。我们在这方面的直觉是经过进化塑造的，应该相当可靠。不过有一点需要提醒，面对面的、真实接触的榜样，其影响力可能远远大于你在屏幕上看到的虚拟榜样。
从不婚到低生育背后：声望与繁衍脱钩
何沛宽： 您的研究聚焦于人类成功的秘诀。那么，您如何定义“成功”？
亨里奇： 当我说到我们物种的“成功”时，我正在思考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关系以及我们在生态上的优势地位。我们知道，就生理和解剖结构而言，我们是热带灵长类动物，但我们已经扩散到世界上所有主要的生态系统中。就陆地哺乳动物而言，我们占据了生物量中可获取能量的很大一部分。所以，就我们所占据的生物量而言，我们唯一真正的竞争对手是蚂蚁，尤其是如果算上我们可驯化的动物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最成功的物种——至少是最成功的陆生脊椎动物——就是我们。
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看，成功最终指向更高的生存率和繁殖率。我们的一切学习能力，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生存和繁衍。然而，在现代世界，这两者被“短路”了。大致从19世纪开始的人口转型，生育率大幅下降，如今很多国家的生育率甚至低于更替水平。
我和其他一些文化进化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声望”与“遗传适应性”发生了分离。在现代社会，能让你获得声望的事情——比如接受高等教育、从事高要求的职业——往往会导致人们生育更少的孩子。在传统农业社会，孩子多是劳动力，是财富；但在现代知识经济中，孩子变成了对时间和精力的巨大投入。所以，我们通过文化学习所追求的成功，和我们基因所追求的繁衍成功，已经不再是同一回事了。
何沛宽： 说到低生育率，您认为这是一场真正的危机，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亨里奇：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指出一点：生育率下降可能会抑制我们的创新能力。从文化进化的角度看，规模更大、联系更紧密且认知更多样化的群体，其创新速度也更快。如果人口停止增长甚至萎缩，那么创新率的增长也可能会随之放缓。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加强社会内部联系来部分弥补，但从长远来看，过低的生育率可能会带来创新总水平下降的代价。
当然，历史也告诉我们，文化可能会找到出路。比如，在古罗马时期，精英阶层也曾面临生育率低下的问题，而后来基督教的兴起，通过构建新的价值观和激励机制，提高了信徒的生育率。也许未来会有新的文化或宗教变革来扭转这一趋势。目前的数据依然显示，在全球范围内，信教者的生育率高于不信教者。
何沛宽： 现在很多人对婚姻规范的变化感到担忧，比如结婚率低。您如何看待低结婚率带来的影响？
亨里奇： 这不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但我注意到，结婚率的下降与独居率的上升是同步的。越来越多的人独自生活，这也与社会上孤独感的蔓延相对应。这可能与个人主义的兴起有关。当人们更专注于自身特质和个人事业的发展时，他们建立传统家庭和长期稳定人际关系的意愿可能会降低。
何沛宽： 从文化进化的角度来看，您如何看待这种日益加剧的孤独感和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减少？
亨里奇： 问题在于，我们人类是高度相互依存的物种。我们对狩猎采集者的研究显示，在那里，你几乎完全依赖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才能生存。分享食物、共同防御、照顾伤者，这都是日常。我们虽然生活在现代世界，由各种机构来处理这些事务，但我们的情感深处，依然渴望那种相互依存的感觉，渴望真正融入一个群体。那些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感受到自己对家庭、朋友或社区有所贡献的孩子，心理上往往会更难受。
不过，也许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文化进化最终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找到新的方式来建立相互依存的群体。也许不是传统的大家庭或邻里社区，但可能会是基于共同兴趣的志愿社群，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互相帮助，甚至共同抚养孩子。我们完全可以重塑社群，以满足我们对丰富社交互动和真正关心彼此的情感需求。我的意思是，AI朋友和浪漫伴侣这种现象很奇怪，我不确定它将如何融入文化进化的故事中。
何沛宽： 以春节为例，过去大家庭会聚在一起，上百人很热闹。但现在在城市里，往往只是小家庭，甚至更少。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亨里奇： 我有这样一种观点，它是由我多年来研究的点点滴滴拼凑而成的。所以我没有一个完整的实证案例来支持这一点，但我认为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模式。许多合理的经济激励措施等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个人主义的抬头将导致那种局面。大家庭、宗族等的解体都会导致那种情况，所有这些都是如此。我觉得这很清楚了。
问题在于是否还有其他地方能让事情好转。所以，这种情况会发生，但这不一定会导致人类繁荣最大化。因为我认为人们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社会世界中确实会表现得更好。你知道，应该有那么些人，你可以说，就是那些依靠你的人。那些人，如果没有你在身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生活会艰难得多，因为你是这个人际网络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我们会找到方法来培育这个相互依存的网络，也许不是通过制定宏大计划的方式，而是以仍然能促进人类繁荣、带来社会温暖和安全感的方式，而这种温暖和安全感有时会在你作为个体在大城市中四处奔波迷失时提供帮助。
个人主义、竞争与焦虑
何沛宽： 如今，许多社会都鼓励个人主义文化，这与你倡导的集体智慧、集体文化似乎相反？
亨里奇： 问题在于“个人主义”这个词有很多含义。适度的个人主义，其实可以滋养集体智慧。它鼓励你发展自身的特质和成就，这种基于个人特质的自信，能让你更自由地与陌生人交往、建立信任。高信任度的个人主义社会，人们可以在酒吧里结识新朋友并开始合作，学者们会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模式在过去几百年里极大地推动了创新和经济发展。
但问题在于，当个人主义发展到“亚原子”层面，即在核心家庭以下，导致人们独自生活，不再依赖任何相互依存的人际网络，只依赖非人格化的机构时，就会带来心理健康问题。当社会信任度也在下降时，情况就更糟了。
何沛宽： 对于很多已经习惯线上社交生活的年轻人来说，线上社交媒体能成为线下社交的完美替代品吗？
亨里奇： 目前的数据表明，它无法替代。创造力和信任的建立需要很多线下互动的微妙元素：偶然的相遇、面对面的眼神交流、分享笑声时那种丰富的即时反馈。我们作为哺乳动物，触摸、拥抱这些我们甚至意识不到的感官体验，对于加深情感和记忆至关重要。至少以目前的技术水平，虚拟世界还无法复制这些。
何沛宽： 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感到焦虑和迷茫，同时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您认为这是现代社会的必然吗？
亨里奇： 我认为这和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话题有关。比如，很少有现代年轻人有机会照顾年幼的孩子，或为家庭做出像捕鱼以供晚餐那样实实在在的、成年人式的贡献。在我工作过的斐济，10岁的孩子放学后会去捕鱼，为家庭提供食物，同时照顾弟弟妹妹。这种对社区和家庭的贡献感，能带来自信和与他人的深刻联系，从而缓解压力和焦虑。
当人们感到满足和快乐时，对竞争的焦虑感就会降低。而现代社会的竞争感之所以如此强烈，部分原因正是我们失去了这些情感支撑。每个人都在专注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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